《DK医学史：从巫术、针灸到基因编辑》 [英]史蒂夫·帕克 （李虎译）
古埃及的神灵信仰，深深地融入了商人和专业工匠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所以很难用我们的现代眼光区分埃及医生工作中真正医疗的部分和其宗教、精神活动部分。
渐渐地，希波克拉底运动改变了公众对医生的看法，之前人们把医生看作四处游走的、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医生引发的新问题可能还要多于他解决的问题）的怪人，在此之后，人们把医生看作正直的社会成员。对这种转变至关重要的，是希波克拉底伟大的医疗服务号召，这是一个行为准则。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它被称为“希波克拉底誓词”。古往今来，其要求与患者及广大民众产生共鸣。毕竟，谁也不想要一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卑鄙无耻、缺乏职业道德、不知谨言慎行且不与时俱进的医生。
中世纪医学的最新进展，一般私藏在贵族、富豪、教会手中。一些宗教领袖甚至对古代医学唯恐避之不及，比如用草药治病，就被他们视为“巫术”。他们说，真正根治疾病的唯一方法，就是全身心地奉献和顺从上帝，这样上帝就会奖励病人，驱除疾病。一些所谓的医生声称自己拥有神力，令“神迹治愈”（miracle cure）的现象大行其道。然而，生活在乡下的大多数农民与这些无甚关系，他们继续使用从古代传承下来的草药配方和其他疗法。
炼金术追求把事物转变为另一种形状，或者从本质上将其重塑为另外一种存在形式。从物理的层面来看，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创造出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或者达到不朽的境界。从精神的层面来看，这体现了对圆满、完整、极致的追求。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和文化中，“阴阳”无处不在，这一概念代表了世间万物内在的二元互补性。“阴阳”一词源于山的“阴面”和“阳面”，如果其中一个消失了，另外一个也就不存在了。“阴”往往是指黑暗、潮湿、阴凉、被动、阴柔，而“阳”往往是指明亮、干燥、炎热、主动、阳刚。“脏腑”是身体不同器官的总称，“脏”包括肺、心、肝、脾、肾，属“阴”，而“腑”则包括胃、肠、胆、膀胱，属“阳”。“阴阳”和“腑脏”也依次体现在“五行”（土、水、火、木、金）的概念中。之所以被称为“五行”，是因为它们是能量状态而非实体物质，并且处于一种不断循环变化的状态。正如《黄帝内经》中提到的：“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所以，肝被定性为属“阴”“脏”“木”，而胃则属“阳”“腑”“土”。
此外，“五行”理论包括四个过程，这些能量就在其中相互影响、循环往复。在“相生”过程中，每一“行”实际上都是“母”，孕育出作为“子”的下一“行”。所以“火”为“土”提供了动力或者说奠定了基础，而“土”又创造和发展出了“金”，等等。“相克”的过程表示的是，每一“行”都影响着另一“行”，同时又被其他“行”影响。例如，“水”控制“火”，但其本身又受到“土”的约束，由此达到一种平衡。“相乘”过程意味着某一“行”变得过于活跃，对与其相关联的下一“行”控制过度，导致了失衡，产生疾病。而在“相侮”过程中，下一“行”的力量过大，反而控制了原本克它的上一“行”。例如，在平衡的状态下，水可以克火，然而在失衡的状态下水被火所侮。同样，这种失衡的状态会导致疾病。
针灸旨在纠正周身行气的问题。所谓的“气”有着各种各样的字面解释，如气体、蒸汽或者流动的气息。四种（或五种）“气”被比作“生命能量”或“生命力量”，沿着被称为“经脉”的通道流动，这些“经脉”分布在体表和体内，主要的“经脉”总计约20条，其上附有众多分支。患病的器官可能会干扰原本健康而和谐流动着的“气”，反之亦然，而且“阴”“阳”器官之间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为了解决这种失衡的状态，中国古代的针灸师会咨询患者病情并对患者进行检查，特别是观察脉搏和舌头。其后，他们就用又细又尖的针穿透患者的皮肤，插在被称为“穴位”的特定部位，刺激并改变“气”的流动方向。大多数穴位位于经络上，它们之所以被挑选出来，是因为它们的能量与身体的各个器官相联系。
朝鲜医学传统的许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来自中国。然而，前者往往更重视疾病的内因，其中包括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个人性格、行为特征等等。“阴阳”和“五行”的概念之外还有六气（yuk-gi）——大气中寒、暑、火、风、燥、湿六种自然现象的影响。当这些自然现象的影响变得不均衡，人就会生病。
世界上大多数主要文明都有一位所谓的“医学之父”，他是现实中或者神话中的人物，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医疗体系打下基础，而古代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此人通常是男性。
美洲土著许多医者都带有包袱或袋子，其中装着被被称为医学工具的珍贵物品和象征物。这些往往都是天然物品，如骨骼、羽毛、水晶和毛皮。医药包中通常都会装有医药烟斗。吸食草本植物等天然物质是治疗仪式的核心，而最神圣的植物就是烟草。吸烟后呼出的烟雾使人的呼吸清晰可见，而呼吸被认为关乎一个人生死。烟草也是一种人们向神明祈愿时奉上的供品。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会将烟草的烟雾吹到病人身上驱走魔鬼，然后烟雾升空，为上界神灵带去消息。在召唤神灵、询问其所需物品的过程中，击鼓和诵经也非常重要。医生很少因其救助而收取费用，但他们会接受供品——尤其看中烟草。每个病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医生的行动和治疗方式都必须精心定制。然而，病人并没有理所应当寻求救助的权利。医生会选择谁应该得到治疗、如何治疗以及何时治疗。
阿兹特克祭司认为，疾病不时地“拜访”人类纯粹是神明的玩笑或娱乐，而不是对忘记祈祷等罪行的惩罚。为了安抚神明、摆脱疾病，病人可能会被“谴责”，“谴责”的方式是鞭打或使用荆棘或尖刺刺穿皮肤，这一过程可能伴有用动物甚至人的献祭。
占卜在全非洲都很普遍，其形式多种多样，力图解读过去、预言未来。用火来占卜（pyromancy）时，占卜师要从火焰或火花中读出符号，或者把东西扔到火焰中看它们如何燃烧。在以水为基础的占卜（hydromancy）中，占卜师会研究水的涟漪、飞溅或倒影，或观察物体在水中的运动，如细枝和叶子如何漂浮。这对疾病的原因以及如何应对这项疾病给出了提示。用骰子占卜（cleromancy）则使用附有很多神秘力量的特殊物体，占卜师把这些物体扔或掷到地上，从它们落下后的排列形式或图案中就可以得出治疗建议。被用作骰子的物品包括石头、种子、细枝、骨头、牙齿、贝壳、皮肤、干眼珠和新鲜的内脏等动物身体的一部分。每个占卜师都有自己的一系列神圣物品，他会从中选择与每一种具体病情有关的物品。还有一种类似的占卜方式是地占（geomancy），在占卜时物体会被投掷到地面画着的图案上。
出于某些医学目的，有些占卜师工作时会沉默不语，而另外一些则会背诵咒语、韵诗或法术。他们可能会与病人交谈并试探性地提问，这有助于其确定行动方案。有些占卜师不适用实体器物，而是通过自身进入一种恍惚状态，直觉上接收来自神界的意识。恍惚状态是可以自我诱导的，可以通过将吟唱和舞蹈相结合而实现，也可以由草药或其他物质所引起。
另一种被传统亚洲医生高度赞扬的树液（树胶）是阿魏（asafetida），提取自大茴香（Ferula）。阿魏原产于伊朗和阿富汗，它的名字取自于其恶臭（“腐臭”的气味）和苦涩的味道。药用的阿魏大部分来自大茴香的地下茎和主根。古往今来，阿魏在阿拉伯世界一直很受欢迎，用于治疗消化不良、缓解疼痛、治疗感冒和咳嗽，而且根据情绪，还可用作驰缓药和催情剂。这也体现了一种全球流行的观念——良药必然苦口（如果一种药品闻起来、尝起来都很糟糕，那它就一定很有效）。
拉齐（公元866—925年）倡导严格的道德准则和仁慈地治疗病人，这些正呼应了希波克拉底的理念。他意识到，有些疾病本身是无法被治愈的，不能因此而谴责医生，同时也不应该一味追求可能导致病人生活质量恶化的所谓“治疗”。他认为，医师们有责任开展研究，吸收最新的医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礼貌对待每一位病人，对他们付出同等的关注。
在公元1000到1100年，萨莱诺的医学院的名声开始传播开来，萨莱诺逐渐得到了“希波克拉底之城”的美称。医生、治疗师、外科医生和药剂师纷纷前去学习进修，获取学位。无数疾病出现了被治愈的希望，或者至少不再是无可救药的。阿拉伯和犹太医学的影响继续通过地中海进行传播，希腊和罗马的知识也被纳入经典文献。萨莱诺成为医学知识进入欧洲的大门。在萨莱诺，训练课程井然有序地开展，学生只有完成一个等级课程的学习，才能继续修习下一级课程。这里的学生要先学习3年基础课程，之后再进行4年医疗实训，其中包括跟随专科医生、外科医生、草药医生以及其他医师的实践训练。从卫生到伦理知识，医学院在所有领域都维持着很高的水平，而且这里（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也会录取女性并且发放证书，还不仅仅局限在妇科、产科、助产和产前、产后护理方面，而是全部科目均向男女开放。医生的行为举止也是教育实训的一部分。《医生如何到病人家出诊》（The Coming of a Physician to His Patient）中建议：“医生造访病人住所时，不应该表现得傲慢贪婪，而是应该友好谦逊地问候面前的病人……让病人在检查前放轻松，然后认真仔细地诊脉……那些围在医生旁边的患者亲友，会对医生的迟缓印象深刻，会仔细关注医生口中的只言片语。”
和欧洲大多数地区一样，巴黎医学院的教授方法也根植于古罗马克劳狄·盖仑的学说中，盖仑的盛名致使1300年后的医师们还是盲目跟从他的教条。他们不接受眼见的事实，拒绝承认盖仑在人体解剖学上的错误，即使一次又一次面对被解剖尸体的身体构造和盖仑所说的不一致时也是如此。这些医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且有操守的人，通常来自特权阶级，或者出身名门。他们态度傲慢地诊断病人的疾病，推荐治疗方法，有时还会开出酊剂或药水，但他们从不弄脏自己的手。实际治疗过程被丢给理发匠手术师去做，这些理发匠手术师通常来自中产阶级，或者是乡下人，几乎没怎么受过教育，甚至是文盲，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处境，但拥有动手的技能，能够容忍脓液、血、尿、粪便和坏疽肉。
水蛭的利用在19世纪普及开来，需求量如此之高，差点让这个物种灭绝。水蛭减少是一部分原因，这让外科医生开始采用其他方法放出患者的血液，包括使用杯吸器和机械装置。
比沙并不了解最新的复式显微镜，但他对细胞的概念非常警惕。他只相信自己所见，只通过一个简易放大镜的辅助，但他设法区分出了21种不同的组织，包括肌肉组织、皮肤组织和结缔组织，并且把它们分成了三大类：纤维状的、分泌黏液的和浆液性（液体）的。比沙同样也通过详细的验尸来发现疾病的病因和影响。他进行了数百次尸检，指出和描述了在疾病影响下不同组织的生理改变。他也运用类似方法来检验诸如药物和手术的治疗效果。比沙得出结论，疾病的根源是生物组织的不正常变化，而不是身体较大部分或者整个器官的变化。
今天，术语“疫苗”几乎适用于任何可以激发或增强免疫力的物质。经常被误用的医学术语“接种”（inoculation），实际是指施用、植入、引进或嫁接一种物质，这种物质会在体内扩散、生长、繁殖或激活。使用疫苗被称为“接种”（vaccination）。根据具体的疫苗的不同，可以通过注射、口服、皮下注射等方式接种，或通过其他一些途径引入。“免疫”是将物质注射到体内，从而激发或增强集体免疫系统的全过程。
詹纳的工作是否正当？现在，在没有官方许可、风险分析和适当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在受试者身上做实验，被视为不道德、不专业的行为。最有争议的是利用还是孩子的詹姆斯·菲普斯做实验。然而，以当时的标准而言，詹纳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已在成年人身上做了类似实验。他对自己的理论深信不疑，并且看到了牛痘接种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价值。虽然给詹姆斯接种牛痘的风险并不大，因为这是一种温和的疾病，但无可否认，在自然情况下菲普斯可能并不会感染这种病毒。给菲普斯接种活天花则易带来更严重的危害。然而，这基本上就是人痘接种的过程，许多人接受人痘接种，因为这让人们未雨绸缪，面对天花，增加了生存的机会，而不是仅心存侥幸，假设天花不会发生。此外，以詹纳过往病例积累的证据来看，菲普斯会对人为引入的天花产生一点儿反应，但在之后的许多年他都会对天花免疫。实验结果显示，菲普斯在一周后确实有轻微的反应，詹纳描述：“他抱怨腋下（腋窝）不适……他变得有点儿怕冷，没有食欲，还有一点儿头疼……他整晚都坐立不安，但第二天就生龙活虎了。”多年以后，为了感谢菲普斯的参与，詹纳为新婚的菲普斯夫妇在伯克利的当地村庄提供了一套住宅。
女性一直在医疗服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作为护士、助产士和草药医生，但是，纵观历史，男性一直主导着医疗行业。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大学禁止接收女学生，所以当大学文凭成为行医的必要条件时，女性就不可能成为医生了。直到20世纪初，女性才获得了学医和行医的权利，人们才逐渐对男女医疗从业者一视同仁。
同期的另一伟人是萨莱诺的特罗特拉·迪鲁杰罗（Trotula di Ruggiero），她生活在11世纪下半叶，然而其个人生活非常神秘，甚至是否确有其人也众说纷纭。如果确有其人，那她就是妇科、产科和妇女健康方面的先驱。其书中涉及了女性卫生、月经、生育能力、受孕、妊娠和分娩。她更激进的理念是：不孕不育，可能错在男人。她还主张减轻分娩的疼痛，反对基督教里盛行的观点：因为夏娃在伊甸园犯罪，所以女人应该忍受痛苦。
遗憾的是，萨莱诺包容女性的传统并没有流传下来，禁止女性学医的潮流席卷了欧洲。
1847年，美国纽约州的日内瓦医学院（Geneva Medical College）录取了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在此之前，她曾申请许多其他医学院校，都被拒绝。据说，日内瓦医学院对其申请犹豫不决，所以提议由学生投票决定，学生们认为这是一场恶作剧，竟然全体一致地投了赞成票。
布莱克韦尔出生于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尔，1830年随其家庭移居到纽约，八年后，又搬到辛辛那提。虽然她家的制糖生意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动，但年轻的布莱克韦尔却致力于社会改革、废除奴隶制和为穷人与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提供教育。医疗事业与她的雄心壮志相得益彰，所以布莱克韦尔从事教师工作，以筹集资金，与此同时，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医学。
1849年，布莱克韦尔从日内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学位，她是美国第一位获得医学学位的女性。然而，医院的工作很难找，所以她先去了伦敦，然后又去了巴黎，并在那里的一家妇产科医院找到工作，她的助产技能在那里获得了一直好评。随后她又转到伦敦的圣巴托罗谬医院工作，然而，英国对女医生的拒斥态度更加强硬。到1851年，布莱克韦尔回到纽约，在那里建立了一家诊所，后来又开设了一家药方，为贫穷的妇孺免费提供药物和治疗。1857年，在其妹艾米莉以及志同道合的改革家、克利夫兰医学院毕业的玛丽亚·扎克热夫斯卡（Maria Zakrzewska）的支持下，她开设了纽约贫困妇幼医院（New York Infirmary for Indigent Women and Children）。此举非常成功，以至于一年内医院便需要更大的经营场所，最终成为现在（2013年）的纽约下城医院（New York Downtown Hospital）。布莱克韦尔发起的这场运动蓬勃发展，不久，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医学院纷纷开始招收女生。此后，1869年，布莱克韦尔离开美国，回到英格兰，1874年，她与索菲娅·杰克斯—布莱克（Sophia Jex-Blake）和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一起创办了伦敦女子医学院，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杰克斯—布莱克是英国第一位女医生，她后来于1886年建立了爱丁堡女子医学院。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于1859年与布莱克韦尔相识，在布莱克韦尔的激励下从事医学方面的工作。1860年，她开始在伦敦的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做护士，在家人经济和精神方面的支持下，她聘请老师单独讲授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等相关领域课程，也参加了化学讲座。第二年，她取得了药物学和化学的学位，1862年，她加入了药师协会，再一次聘请老师单独授课。三年后，该协会给她颁发了医疗执业许可证，这是英国女性首次获得医疗执业许可证，尽管协会随后即修改规定，禁止女性加入协会。
在医疗机构中，女性从业者仍受到不平等对待。因此，像布莱克韦尔一样，加勒特·安德森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并于1866年创立了圣玛丽妇幼医务室（St Mary's Dispensary for Women and Children）。1872年，医务室增添了住院床位，成为新妇女医院（New Hospital for Women），1918年更名为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医院。此外，加勒特与他人联合创立了伦敦女子医学院，并于1873年成为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第一位女会员。从1883年到1902年退休，她担任伦敦女子医学院的第一位女院长，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女子参政运动。
1876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允许女性涉足医疗行业的法案。其他国家也这么做了。女性终于有机会学医了，但是进入20世纪后，医学界才真正建立起男女平等的关系。
斯诺一直保持着对流行病（特别是霍乱）的兴趣，在英国伦敦东北部和其他地区，斯诺经历过多次流行病疫情，他仔细研究了这些流行病的模式和影响因素（如过度拥挤、缺乏卫生意识、饮食质量和整体生活条件低劣）。斯诺认为，病源并不指向“瘴毒空气”，而是指向了水里的某种东西，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霍乱最初的症状出现在肠道中，而不是在肺部或血液里。1849年，霍乱再次爆发，斯诺出版了《论霍乱的传播方式》（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书中主张霍乱“存在于排泄物中，通过饮食传播”，主要通过饮水传播，但是医学界对他的研究置若罔闻。
斯诺是伦敦流行病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该学会在一场更早的流行病爆发后的会议上经提议成立，其目标包括“严谨研究流行病的起源、传播、缓解的原因和条件，及其预防方法”。它成立于1850年，1907年并入英国皇家医学会。该学会主要通过死亡证明和类似的市政记录开展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由业余科学家约翰·格郎特（John Graunt）在17世纪所开创的。历史上，英国每个地方各自负责本地人口的出生、死亡和婚姻记录，然而，183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创建了一个全国性的信息库，从而使科学家们更有效地跟踪死亡率和疾病的发展趋势。19世纪，许多其他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系统，为社会调查、公共卫生需求和经济规划带来便利。当流行病学家开始研究疾病传播的国际趋势时，这些记录将为之提供巨大的帮助。1957年，国际流行病学协会（Inter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Association）在荷兰诺德韦克举行了首次会议，有2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今天，它已经拥有100多个成员。1983年，该协会宣布：“流行病学的终极目标和目的是促进、保护和恢复人们的身体健康。”
流行病学家的主要工作，是将健康人群与给定人群的相关数据做比较，并将结果用数字表达出来，比如用“每YYYY人中有XXXX人”来表示某种疾病的发病率。他们可以通过选择一些因素来细化这些原始数据，这些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季节、职业、生活方式（如是否吸烟）等等。这种比较能衡量一下两种主要现象：一是发病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周期内，每个组中具有同一病症或症状的新病例数量；二是患病率——特定时间内的总病例数。
这种数据分析带来了20世纪最大的医学进步——揭示了吸烟与肺癌和其他恶性疾病之间的联系。
1879年，部分是由于尚贝兰的健忘，其中一组细菌未能正常茁壮成长。这些细菌使鸡只产生了轻微的症状，然后，这些鸡异常寻常地都恢复健康了。巴斯德对这个现象感到很困惑，就给这些鸡注射了最大强度的细菌制剂，结果它们并没有患鸡霍乱。他怀疑，这组奇怪的培养物包含的细菌以某种方式削弱或降低了毒性。通常情况下，每组培养物都不会暴露在空气中，但被遗忘的这组培养物却暴露在空气中了。这是否是使细菌削弱的原因呢？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巴斯德培养了一些新的霍乱菌，一些暴露于空气中，而另一些则密封于试管中——其中的氧气会被迅速用完。随后，为了测试它们的毒性，巴斯德用它们来给鸡接种，看看有多少鸡生病并死亡。最终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显然，实验结果表明，在这些条件（无氧）下细菌的毒性，与原来密封的试管中用于接种的细菌（第一组实验中完全强度的细菌）完全一样。同时，那些暴露于空气中的培养物，要么死亡，要么具有非常弱的毒性……于是问题解决了，导致毒性减弱的是氧气。”巴斯德成功地培养出了一种人为削弱毒性的传染性菌株，可用于接种疫苗。
巴斯德的同事鲁发明了一种生产疫苗的方法，先使兔子染病，然后剖出其脊髓并烘干，以弱化并杀死这种微生物。1885年，狂犬病疫苗在狗身上进行测试。就在同一年，九岁男孩约瑟夫·迈斯特（Joseph Meister）被一条疯狗咬伤。在迫切需要帮助的情况下，他母亲带他找到了巴斯德。当时，狂犬病令人万分恐惧，以至于一些人被疯狗咬伤后，宁愿自杀也不愿忍受这种痛苦。巴斯德仔细考虑了这一状况，并向别人请教。“我们博学的同事格郎谢博士（Dr. Grancher）认为，根据咬伤强度和伤口数量，约瑟夫·迈斯特几乎必然会感染狂犬病。”尽管当时这种疗法尚无资格用于人类，巴斯德仍然冒着激怒当局的风险，给约瑟夫接种了这种疫苗。结果，约瑟夫没有患狂犬病，因此人们认为这种疫苗是成功的。各种相关医学实验迅速进行，巴斯德的声誉上升到了新高度。
约瑟夫·迈斯特后来成为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的负责人。这家世界知名机构是抵抗传染病的医学研究方面的领头羊，伟人巴斯德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致敬。
1860年，约瑟夫·李斯特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外科学的钦定讲座教授，并开始在该大学附属的格拉斯哥皇家医院（Glasgow Royal Infirmary）行医。现如今的参观者会被当时典型的手术室吓坏：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很少，甚至根本不注意卫生，给不同病人做手术时，他们的手、衣物（通常就是工作服）以及手术器械很少在手术前后清洗。在康复病房，渗出的脓汁、坏疽的恶臭和可怕的败血症随处可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是空气中的氧直接作用于外露的血肉，发生化学反应，而引发坏疽。解决方法是紧紧包扎捆绑伤口，以隔绝空气。这减少了组织中血流量和氧含量——讽刺的是，这正是导致坏疽的致病菌所喜爱的环境。李斯特尝试了不同的方法，希望改变这个令人沮丧的情况。他开始在手术中保持自身、衣物和手术器械的清洁；他还使用止血带来减少术中出血，这也能使手术区域更容易看清楚。其他医生对李斯特的努力嗤之以鼻，少数人甚至公开嘲笑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衣服上的鲜血和淤血是伟大地位的象征。但李斯特仍然坚持不懈，他采取的措施开始起效，他的手术成功率不断攀升。
19世纪60年代中期，格拉斯哥大学的化学教授托马斯·安德森（Thomas Anderson）向李斯特展示了巴斯德的工作，并提出造成医院内坏疽和其他感染的可能是细菌。李斯特还得知，塞麦尔韦斯为防止产褥热发起了清洁运动。他推测：“……通过放置含有能够破坏漂浮微粒的敷料……或许能避免伤口的腐烂。”巴斯德已经证实了三项生物腐败的措施：过滤、高温和化学药品。李斯特十分渴望救死扶伤，提高他手术的成功率，他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化学物质进行实验，偶然发现了从煤油中提取的石炭酸（现在通常称为苯酚）。石炭酸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生产，被作为防腐剂应用于各个方面，亦用于中和下水道污水。其浓烈而独特的芳香焦油气味，被认为可以清除污浊致命气体——瘴气。李斯特回忆说：“1864年期间，石炭酸处理卡莱尔（Carlisle，英格兰西北部城镇）的污水颇为有效的报告触动了我……它不仅能够完全去除被垃圾污染的土地的臭味，而且据说能消灭平时肆虐牧场畜群的体内寄生虫（蠕虫和类似的寄生虫）……我认为这样一种强力的消毒剂特别适用于实验……我很自然地联想到石炭酸在复合骨折治疗中的适用性。”李斯特从安德森那里获得物资，并进行初步实验，研究石炭酸在手术前、中、后清洗双手和手术器械，以及浸泡绷带。
李斯特规定，所有他监管的外科手术都要遵循包含使用石炭酸的新规程。同时，他继续寻求改进。未经稀释、加工的石炭酸会引起一些问题，如刺激皮肤甚至脱皮。因此，李斯特使用更纯净的石炭酸，进行稀释，并与其他物质（如亚麻油、碳酸钙）混合施用。随着信心的增长，他也开始演讲，并将其早期研究结果总结为《外科手术实践消毒原理》（Antiseptic Principle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发表在1867年版的《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在实施治疗时，第一目标是消灭任何可能已进入伤口的感染性细菌……用医用镊子夹住在石炭酸液中浸泡过的纱布，将石炭酸涂满所有够得到的伤口深处……在其他情形下势必被毫不犹豫地宣判截肢的病人，将很有希望被治愈。”李斯特监督的大型手术的死亡率从近50%下降到了15%。消毒方法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挫伤（擦伤）、撕裂伤和脓肿的治疗。
但一些英国外科医生始终不为所动，甚至不屑一顾，并提出李斯特的结果另有缘由——是因为更好的饮食、护理和当地的气候。他们不愿承认自己长久以来的做法竟然会传播细菌、造成污染，甚至也不愿为他们看不到的微生物而改变习惯。
1888年，在柏林，生于拉脱维亚的外科医生恩斯特·冯·伯格曼（Ernst von Bergmann）引入了对手术器械和敷料蒸汽灭菌的方法。在之前做军医时，他采用李斯特的方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冯·伯格曼的消毒举措的应用标志着从抗菌到完全无菌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熟悉的手术室的白色口罩、长袍、闪亮的托盘和清洁的手术器械。
李斯特也许既没有出众的手术技巧，也没有太多的幽默感——当医学生拿他的喷雾器开玩笑，在手术前喷洒时说“让我们喷洒（英文中与祈祷谐音）吧”，李斯特的回应只是沉默——但是不管李斯特为人多么孤僻、格格不入，他消灭手术室感染源的努力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使他名垂青史。
大约在1881年，科赫和他的团队实现了一个重大创新：使用从海藻中提取的冻状琼脂凝胶作为培养细菌的营养物质。细菌在小块琼脂中的生长容易观察，也能方便地取用，这大大优于漂荡在肉汤中或深埋于试管中的细菌。这种方法是科赫的助手瓦尔特·黑塞（Walther Hesse）发明的，他的妻子安吉莉娜在制作果冻和果酱时加入琼脂作为胶凝剂，这其发了他。科赫的另一名助手尤利乌斯·里夏德·彼得里（Julius Richard Petri）发明了培养皿（Petri dish），后来培养皿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将琼脂铺在这些扁圆的玻璃盘上，用盖子密封，这样可以很容易观察到里面的细菌。现在，世界各地的实验仍在使用琼脂和培养皿。
尽管科赫后来失败了，他还是激发了医学界研究细菌和感染的新浪潮。1905年，罗伯特·科赫因他“关于结核病的调查与发现”，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他开创性发现的证明，源自他不懈追求的工作原则。在医学院，他附在一篇获奖文章后的座右铭是拉丁语“Nunquam Otiosus”，意为“永不停歇”。
尽管精神疾病的名称经历过多次改变，但在整个历史上它一直伴随着我们，并且可能是石器时代最早的外科手术——环钻术）产生的原因之一。在古代文明中，人们通常认为精神疾病来自神的惩罚，有时还认为与月相有关——因此从月亮（luna）一词中衍生出“疯狂”（lunatic）一词。患者往往成为家庭的负担，带来的是耻辱和歧视，并且除了平静的环境和一些舒缓的草药、矿物质之外，几乎没有治疗的方法。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疾病是短暂且偶发的，人们可能认为患者是神明传达预言和决定的渠道；在最坏的情况下，患者可能被限制人身自由或隔离。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巫医举行咒语仪式和献祭，来使患者摆脱恶魔；在巴比伦，患者被鼓励通过唱歌、跳舞和绘画，来净化他们自身的邪恶。数千年来，在许多社会中这种精神疾病是超自然现象的观点占主流，即使在今天，这种观点仍然存在于世界的某些地区。
1793年，法国医生菲利普·皮内尔接管了巴黎的比塞特医院（L'Hôpital Bicêtre，一家男子精神病院），使精神病治疗进入了更为人道的新时代。在皮内尔看来，居住在精神病院的人应该称为病人，而不是囚犯，应该给予他们正常的衣食、阳光和新鲜空气，而不是潮湿和阴暗。1794年，他向巴黎自然历史学会宣读了他题为《论精神错乱》（Memoir on Madness）的论文，其中阐述了他的“心理疗法”以及精神疾病能被治愈的理念。他呼吁医生花时间在病人身上，与他们访谈并做好记录、写下病历，其中应该记下所有会造成病人病情突发的事情。对于严重的精神病人，他写道：“此时，我免不了投出我最坚决的一票，来支持疯子的道德品质。在他们平静和理智的间隙，我从未在精神病院之外见过如此温柔的丈夫、如此慈爱的父母。”《论精神错乱》是现在称为精神病学的学科最早的著作之一，包含了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1895年，奥地利医生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版了《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另一个重要的时期开始了。他们描述了一种新形式的疗法，叫作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更为详细地发展了精神分析学。《歇斯底里研究》调查了几个患有一种当时称为歇斯底里症的妇女。病人“安娜·欧”的症状包括神经性咳嗽、视听觉异常、右侧麻痹和昏厥。交谈中，布罗伊尔和安娜讨论了所有可能造成她病情的原因，并引导她回忆青年时期以来的创伤性事件。布罗伊尔使用的一个方法是“自由联想”——病人说出所有想起的事情，然后在医生的引导下，谈论这可能意味或象征着什么。这种疗法只需要简单的谈话。
通过对病人人生中发生在童年的研究，弗洛伊德将上述方法及其他方法发展为他自己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弗洛伊德还提出了人格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我”实际是无意识的，即原始的性冲动和攻击冲动的领域；“超我”，包括意识和无意识，对抗“本我”并试图发挥文明的作用；“自我”在两者之间调解，平衡原始欲望和社会认同。这些人格或精神要素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引发精神问题。深入研究无意识，揭示其深层次的内容，是治疗的一部分。进入无意识的方法包括分析梦境或通过幻想操作，如同《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1900年）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1901年）中所描述的。
谦虚的弗莱明坚称：“不是我发明了青霉素，而是大自然发明了青霉素。我只是偶然发现了它。”
抗生素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其目前的结局也并非十全十美。虽然世界各地仍然在使用青霉素和其后开发的药物，但因为它们被不恰当地用于治疗病毒而非细菌引起的疾病，以及因为病人未能完成疗程（而中途弃药），所以它们的效力已经逐渐削弱。
许多药物通过冒充控制细胞中特定生化过程的化学物质来起作用。刺激生化过程的药物称为激动剂（agonist），而抑制生化过程的药物称为拮抗剂（antagonist）。这是1940年在对磺胺方面的实验中发现的，磺胺是一种与细菌营养物质结构类似的化合物。当磺胺进入细菌时，它取代了营养物质，细菌被剥夺了实际的营养，于是死亡。
激动剂：大多数细胞的活性由细胞表面受体中的体内天然化学物质控制。一种激动剂可以模仿这些化学物质之一，触发受体，从而刺激细胞内的一个生化过程。
拮抗剂：包括抗生素，同样模仿某些体内天然化学物质，并与细胞内的受体位点结合。与激动剂不同，它们不会激活细胞的受体，而是阻断这些受体。因此，由受体控制的自然生化过程被减弱或完全停止，从而破坏或杀死细胞。
意大利医生贝纳迪诺·拉马齐尼（Bernardino Ramazzini）凭借《工人的疾病》（Diseaes of Workers）一书，成为职业病学的先驱，他在1713年发现，相比其他女性，修女更容易罹患乳腺癌。他推测，这与缺少性生活有关。今天，乳腺癌的病因仍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降低罹患乳腺癌风险的因素包括生育孩子、早育而不是晚育。相对于未生育的女性，生育过孩子的女性换乳腺癌的概率一般来说会降低约30%。
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在全科诊所工作时，目睹一位小男孩因心脏瓣膜缺损而去世，深受触动，继而开始从事心胸（心脏与胸部）医学的研究。
巴纳德不仅开创了将供体心脏摘除、移植给受体的手术，他还是将供体心脏通过“背驮式”程序移植给受体的先驱。纵观其职业生涯，巴纳德发明了许多新手术、新技术。其中一些术式今天仍在使用，特别是针对肠道和心脏问题患儿的手术。
1978年6月25日，英国的奥尔德姆通过体外受精技术诞生了第一例人类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成为全球头条新闻。这一事件给全世界千百万不孕不育夫妻带来了希望，也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伦理争论。医生因创造本不会存在的生命，而被指责为“僭越上帝的职责”。医生的回应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创造那个生命，医学只是辅助了一个自然生物学过程，于是有了“辅助生育”这个术语。
抛开误诊的危险性（几乎每种医学都有这个问题）不谈，问题在于，这些治疗方法真的有效吗？传闻有数百万人从中受益，而且上面提到的每种疗法目前在全世界都有着专业医生和官方组织。但从常规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这些疗法缺失了从对照试验中得到的具备解释性和重复性的证据支持，以及基本的科学假说。安慰剂效应表明，信任某一疗法，确实就会令某一疗法有效，因此很可能顺势疗法的病人只是在用复杂的方式自愈而已。然而，“行不行”永远排在“为什么”的前面，对于这些依然神秘的艺术的受益者来说，过于刨根问底的话，可能就太学究气了。
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努力破坏入侵细菌，保护身体预防其未来的袭击。然而，有感染性的微生物都有一个令人不快的特性，就是其基因和结构容易发生突变。不同的菌株也可以在身体中相互作用，共享它们已有的基因。这就意味着免疫系统不能识别出某种新型菌株其实就是以前的入侵者，传染病因此得以生存。常见的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病毒就精通这种伎俩，不断地发生变异来适应环境，从而躲避免疫系统的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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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6月，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了一项突破性进展。他们首次成功地绘制出了人类基因组的一副“草图”——全套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用于构建、调控和维护人类身体指令的遗传物质。这幅草图是卓越的成就，可以应用于人体生物学、健康和医学，但是它遭到了普遍的误解。它并没有识别出身体中每一个基因，并解释其工作原理和具体功能。
80年代，多数科学家估计人类基因组中基因总数超过100 000种。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的过程中，科学讨论将这个总数降到了60 000到70 000之间，之后又降到40 000到50 000之间。2013年，基因组计划完成近十年后，大部分的估计值都在20 000~25 000之间，这个数目与20年前的估计相比，小得让人难以相信，尤其是对于人类这样一种复杂而精密的生物体而言。此外，人类基因组中DNA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不属于基因序列。那些我们称之为基因的碱基序列被称为编码DNA，占整个基因组的比例不到2%。剩下的便是非编码DNA，被假定为一组无害的剩余物或者意外的复制品，有时会被贴上“垃圾DNA”的标签。近期，人们才清楚DNA的这一大部分实际上根本不是“垃圾”，而是包含了制造物质和分子的指令，用于控制基因是否工作、何时工作和如何工作。这对于未来研究遗传疾病和设计基因疗法有巨大的启示。
通过“达·芬奇系统”每年实施成千上万例手术，尽管其中的大部分都不是超远距离的操作，外科医生和控制台往往就在病床旁边。这种计算机或计算机接口对于很多医疗中心来说过于昂贵，但据说它与亲手操作相比有着很多好处。比如，它可以帮助减少即使经验最丰富的外科医生都有的正常的手部细微颤抖，它可以将动作“减速”，使手的大动作转化为很多细小的机器动作，从而提高显微手术的精度；还可以帮助探测和消除罕见的偶然疏忽，而且外科医生可以处于一种舒服、有效率的状态，使疲劳最小化。这种设备也允许外科医生在控制台上进行演习；系统从真实的病人身上采集详情，通过数据库得到预测结果，在一个虚拟病人上展示出来。如果一切就绪的话，外科医生就会命令操纵器执行操作。
“发生重大事故。通知所有的急救员、护理人员和其他急诊医生。迅速启用空中救护，联系好ER（急诊室）、ICU（重症监护病房）、CCU（冠心病监护病房）、HDU（血液透析室）。做好伤员分类，准备SCA（心脏骤停）、MI（心肌梗死）、CAB（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PR（心肺复苏）、defib（除颤器）、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检测BP（血压）和其他重要生命体征，检测sats（血氧饱和度）……”医学充满了首字母缩略词、缩写和术语，急诊医学是其中缩写词最丰富的分支，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为了在这个时间最宝贵的医疗领域缩短说、读、写的时间。
19世纪初，战地外科医生多米尼克·让·拉雷及其顾问开撞了救护车的理念，他们用快速马车来运输拿破仑军队中的伤员。他们安排医务人员做前线人员，并建立了战斗医疗设施，或者说战地医院的雏形。拉雷的团队，改进了伤员分类的理念，在面对数量巨大的伤亡时，快速评估并排列伤员治疗顺序。那些最可能得救的人会被优先考虑，优先于那些不做医疗处理也可能恢复的人，以及那些即使接受治疗也很可能死亡的人。如今，治疗和伤员分类的成功率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但基本准则和伦理问题一如既往，而武装冲突也仍然是推动急诊医学进步的催化剂。
心肺复苏是被称为“ABC”的治疗方案的一部分，“ABC”治疗方案用于治疗没有检测呼吸或脉搏的无知觉患者。ABC是气道（air way）、呼吸（breathing）、循环（circulation）的首字母缩写：A，确保通入肺部的气道畅通无阻；B，通过口对口来辅助呼吸；C，通过胸部按压来促进循环。每个步骤都与下一个环节的成功息息相关。ABC是20世纪50年代彼得·沙法（Peter Safar）和詹姆斯·伊拉姆（James Elam）医生在美国阐释的概念。2010年，美国心脏协会（AHA）和其他美国专家建议将ABC改为CBA（除新生儿外），并将按压频率从每分钟60次提高至每分钟100次。这使得第一个任务从检查呼吸道并辅助呼吸，变成了按压和保持循环。美国心脏协会解释说：“在A——B——C顺序中，急救者打开气道以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或取出心肺复苏屏障物及其他通气设备时，通常会延误胸部按压。通过将顺序改变为C——A——B，就能较早地进行胸部按压，而辅助通气则延迟至胸部按压的第一周期完成（应该在大约18秒内完成30次按压）。”先进行胸部按压，辅助呼吸的开始只会被延迟不到20秒，而大多数人可以屏息比这更长的时间。最近的另一个趋势是忽略辅助呼吸，一旦呼吸道清理干净就集中进行胸部按压，因为按压也会使一些空气进出肺部。
一种CAB/ABC的变体加上了D，D指“defib”，即心脏除颤——对胸腔和心脏进行谨慎控制下的电击，试图使心脏的电控制系统恢复正常。
医院急诊评估准备完善而快速。传统上，急诊评估中检查的四个主要生命体征是体温、心率（脉搏）、血压和呼吸（呼吸频率）。一些评估方案中还有瞳孔反应、疼痛体验和血氧饱和度（血液携带的氧气比例）。
除脉率外，脉搏血氧仪还用于无创、便捷、连续地测量血氧饱和度；在指尖或耳垂处的微型夹式传感器，用特定波长的光来检测红细胞中有多少血红蛋白是含氧的氧合血红蛋白的形式。最需要治疗的急诊病人，可能会被送入ICU、CCU或类似部门（其确切名称因地而异）进行治疗。
“黄金一小时”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一理论认为，在受伤后69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最大。后来，又进一步产生了“白金十分钟”的概念。这是急救医疗技术员或护理人员对急诊病人进行病情评估、处理和启动运输应花费的时间。简而言之，就是辅助人员花费时间在黄金一小时应占的比例。随着救护车队变得更加训练有素，他们的设备变得越来越全面、复杂，挽救生命和改善最终治疗结果的机会，就取决于急诊医疗的最初几分钟。
除颤器工作原理：身体中的电脉冲控制心脏的正常跳动。心脏骤停时，这些电脉冲陷入紊乱。除颤器存储了强大的电流，并带有一台变压器，让操作者能够控制其所施加的电流强度。当电流通过两个电极施加到患者身上时，电击“重调”了心脏的常规电节律，心脏因而再次开始跳动。
电极位置：操作者将前电极放置在患者的右锁骨下方。后电极则放置在患者身体左侧，胸肌下面。
分化（或特化）看来并不会导致细胞丢失或损坏一些基因，也不涉及创建或复制其他基因。尽管所有的基因都保持完整，但全套基因中只有一些基因亚群“启动”。在一个干细胞中，这些特化基因的亚群并没有启动，但已为将来某天的激活做好了准备；起作用的都是使细胞持续分裂并制造自身副体的基因。干细胞医学用途的关键，在于知道如何操控不同的基因亚群，使它们可以按需启动或关闭。
人固有一死。死亡通常令人伤感，有时带有悲剧色彩。如果死亡发生在医疗系统内，其情况也可能很复杂。无论如何，死亡的日常意义、哲学概念和科学定义，都随时间推移而改变，也因地域的差别而有所不同。
1968年，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医学院对晚期病人进一步研究，设置了一个研究死亡定义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的报告不仅讨论了死亡，而且讨论了器官捐献这一敏感话题。科学家认为，不可逆性昏迷表明死亡已至；而针对不可逆性昏迷的状况，主席亨利·比彻（Henry Beecher）认为：“当无望苏醒的病人可用来救治其他无药可医但仍可挽救的人时，社会能将其组织和器官弃置不用吗？……最好能选择一个尽管大脑死亡，但其他器官功能仍在的一种状态。”
这改变了判断死亡的标准，从基于心肺征象（即循环或呼吸停止）的判断，转向基于大脑和神经系统功能衰竭的征象进行判断。
1969年美国律师路易斯·库特纳（Louis Kutner）提出的“生前预嘱”（living will）在早期就得到了弗雷德·普拉姆的支持。“生前预嘱”是由仍然心智健全的人撰写的一份文件，用来说明若他们未来无法对自身健康问题做出明智、重要决策，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这催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医学法律领域，包括许多关系到医患双方的问题：自愿死亡、保持生活质量和尊严、被允许死去、DNR（拒绝心肺复苏）和AND（允许自然死亡）预嘱、拒绝治疗或营养、配偶和近亲的愿望、辅助自杀、关闭生命维持设备的时间、安乐死，以及捐献组织和器官的可能。这时，临床的考量越来越多地和伦理、法律和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目前，自愿安乐死合法的国家只有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而辅助自杀合法的地区只有瑞士和美国的一些州。在大多数国家，关于谁有权做这样的生死决定，还是一个几乎没有解决迹象的、正在进行争论的一部分。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对未来至关重要的，是进行更好的患者教育。患者须严格遵照医嘱服用抗生素或其他药物，不得随便更改剂量；即使已经感觉好多了，也要完成疗程；不要共享处方药物，也不要留存剩余药物以备后用；至关重要的是：在医生认为不必要时不要要求用药，并遵循最卫生、最具预防性的措施，如洗手、小心准备食物，及使用蚊帐、驱虫剂。这种基本建议，我们已经听了半个世纪，但不知何故，仍未打到入脑入心、根深蒂固的效果。
医学与时俱进，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做出改变。尖端研究标志着可能性，之后，这些可能性会演变成实用性。新的目标和技术创新不断出现，医学的发展速度一年比一年快。在每一个阶段，政治家、利益集团和社会会发表他们的种种意见；医学也总是无法摆脱伦理问题、立法和诉讼的磨难。这是一个长期、艰苦、成本高昂的事业，而目前的创新浪潮（包括基因治疗、组织工程、个性化医疗、不流血的快速愈合手术、器官培养，以及治疗肥胖、脱发和几乎所有其他状况的良药）会产生惊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之大，堪比免疫、麻醉、抗生素、电子成像、生育控制影响的总和。只要坚持不懈，我们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最佳的良药。